三是法院开始考察原告的申请目的。

通过本文的阶段性考察，我们看到，关于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我国的判例理论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样态。[37]毛雷尔，见前注[31]，第601-602页。

创设一般规范并严格执行的做法，在法律上，仅应适用于较大数额的罚款等不确定法律概念所链接的行政裁量的例外形态。[48]原告作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被罚款1900元。该条对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规定了一个处罚幅度：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项、第(3)项，可通过对比刑法规范作出体系解释，《意见》合法。以此为前提，被告根据《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前)第84条、[9]《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10]对原告没收违法所得46137元，并处罚款230685元(前者的五倍)。

第一类是被告根据(或曰参照)上级行政机关设定的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行为，但法院以裁量授权规范(法律或法规)为据，认定被告负有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而未履行该义务，从而构成违法。由于同法第50条规定了一个罚款幅度：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而被告事先设定了一个裁量基准：《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自由裁量实施标准》)。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虽然依照立法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并非有权的法律解释，但依然被视为具有高度事实权威性和实践指导性的解释文本。

监察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从留置的适用对象看，按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其适用条件是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对于人大代表的违法违纪问题应该建立特殊的惩戒制度来予以处理。虽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颁布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消了这条规定，但1982年宪法第74条重新恢复了五四宪法的规定，并为保证该条款的可操作性，将五四宪法中的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修改为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

有些国家还通过政治手段，将违纪行为与政治责任挂钩，在确认议员严重违纪之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再次当选议员，对政治人物而言，失去成为议员的资格属于变相的惩罚。若果如此，则对人大代表设置的人身自由特殊保护将荡然无存。

（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该条并没有明确补充调查是否应计算为留置期限，但从法理上应该如此计算，故逻辑上留置的最长期限是8个月。由于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关涉重大、前所未有的重大宪制改革，学界本来预期该项改革或许应有更长的试验期，但中共中央秉持重大改革于宪有据、于法有据的理念，决定监察改革与监察立法同步进行。其二，监察机关不得介入权力机关职权的核心领域

其二，更加公正的司法和复议，前者牵连并依赖于整个司法改革，后者关乎复议的基本定位调整和制度重构。前者如容许各种形态环保组织的建立，让其在环境生态领域进行有益的监督，赋予其为环境公益向污染企业或渎职政府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与政府监管合力完成环境生态保护。加之，在立法法明确各类规范的效力等级，以及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抵触或冲突的原则的基础上，若未来越高层级的立法越多、越细密，就越会限缩行政创制。毕竟，在法律含糊或缺位时应用法律原则的做法，尚未成为法院的司法常态，最高人民法院的经典裁判尚未成为法律渊源意义上的判例，《依法行政纲要》也不是具有强制效力的文件。

《行政诉讼法》（2014年）实施后，2015年全年的行政一审案件达220，398件，陡增55.34%。第二，行政机关应当回应主要的公众意见，尤其是简要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哪些意见以及理由。

而行政机关制定的影响不特定多数人、可反复适用的规则，或者事关重大利益或资源配置或调整的决策，如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传统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监管、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教育机会、不同公共交通运输方式的投入等，则往往在较大范围内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行政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

该项制度的推行，需要解决一系列现在尚无定论或可能始终会存在争议的问题。在理论上，让政府守法，就是让政府真正向制定法律的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让政府真正向代表机关背后的人民负责。2000年，行政复议法实施的第二年，全国行政复议申请量是74，448件，2014年为149，222件。公共治理有两种意义上的协作：一是公共治理主体在各自行动范围内发生作用，并在效果上形成共同的合力。一个经常听取意见的规则制定者或决策者，并不见得事事如此，也并不见得周全聆听各相关方意见，也无须为其没有听取意见或者没有谨慎考虑合理且重要的意见而担负责任，因为，没有规范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而就在事后究责型的行政诉讼、复议、赔偿机制搭建以后，一般行政法层面又陆续完成三部重要法律的问世。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的都市社会。

传统行政法以法律法规授权理论和行政机关委托理论实现对行政诉讼被告和法律责任归属主体的定位，却疏于关注主体间的治理关系和过程，无法将行政法规范一一尤其是行政法一般原则一一进行拓展适用。国务院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于2003年的废止，主要由《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支撑起来的劳动教养制度于2013年的废止，都与立法法确立的法律保留原则有相当关联。

公众参与，是政府重大决定过程的开放，是为了保障人民多元化的利益和呼声为决策者所知、所虑。在过去四十年，它没有被案件当事人用来质疑行政决定的合法性或合理性，也没有被法院用来裁判行政纠纷。

在网约车兴起之际，政府如何协调和营造传统巡游出租车公司、巡游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呼叫平台、网约车司机、乘客等各方的利益关系与格局。作为一种适应全球治理的现象，它的确值得学界认真研究并为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80年代，《学位条例》《个人所得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关法》等多部法律也对行政复议有所规定。必须弥补这两个缺陷的共识最终推动《行政诉讼法》(1989年）的出台。

比例原则是促进政府的实体公正，它有三个层次的要求：妥当性，即行政机关拟实施的行政行为可以实现相应的行政目标或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要求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

该法要求国务院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应当充分听取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实行科学决策的原则。加强反腐、提高廉洁程度，无疑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这个任务的完成，注定是离不开行政法的。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为公共治理的模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期待，其目标是取代公共事务由政府垄断或政府指挥命令的传统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发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和促进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通知》，也印证了当时保护企业经营自主权不受侵犯并非一件法出必行的易事。《依法行政纲要》也确实受到行政机关相当的重视。行政诉讼、复议、赔偿与责任政府 如今，论起中国的行政法，势必会谈到行政诉讼，通俗所谓的民告官。行政法（学）复兴伊始，经过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的剥离，主流的行政法学说认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由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构成。

行政法在中国大陆得以重生，并从此有了相对独立的生命力，既沿着自己的生命逻辑成长，又与政治/行政体系的转型发生互动一彼此促进或牵制。当事人明知政府行为违法的或者当事人出于重大过失而忽视政府行为违法性的。

因此，政府作用于经济、社会事务的两个基本问题，总是在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中获得不完美解决的。当时参与行政法（学）复兴的学者（也是立法的重要参与者），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

这种立法策略虽然取得成效，毕竟会遗漏其他行为类型，也会出现没有必要的规则重复。因此，源头的节制是必需的，但还不够，政府作用的过程同样应予规范。